新加坡《联合早报》7月28日发表邱震海撰写的文章指出，也许，北京奥运结束后，当人们回首这一切时将发现，正是由于做到了“平安奥运”与“开放奥运”的平衡，中国在现代文明的道路上又前进、成熟了一大步。
文章摘录如下：
最近，随着北京奥运的日益临近，奥运安保几乎成为全国上下关心的话题，也成为举国的共识和目标。与此同时，北京奥组委日前宣布，北京奥运会将划定几个公园作为游行示威区域；同时，集会游行示威活动跟其他国家一样，需首先提出申请。
这两件事情联系在一起，实际上引出有关北京奥运的一个更为深层的问题，即“平安奥运”与“开放奥运”能否在此次北京奥运中得到一个比较完美的平衡，北京奥运能否在确保平安的同时，不但给世界留下一个开放、开明的印象，而且也能成为在中国通往成熟现代文明的道路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简单地看，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显然是肯定的。没有一个个人和组织会否认北京奥运不是以平安、开放和开明为其目标；但实际上，当许多事情落实到具体实处，人们就会发现，要在实际运作过程中促成和保证两者之间的平衡，却并非一件易事，而其中的关键就是如何摆脱或克服一些传统体制及其思维的障碍。
中国公安部高层三周前明确表示，北京奥运会的恐怖袭击威胁主要有三个：第一，国际恐怖组织和恐怖分子，将设法利用这次机会，向特定国家、特定对象采取恐怖袭击活动； 第二，对中国而言，恐怖威胁主要来自“东突”恐怖组织，目前“东突”分子已经在互联网上宣称，要在奥运会期间采取恐怖袭击活动； 第三，一些严重刑事犯罪也可能会带来安全问题。
上述三个领域，是对京奥面临的安全形势的较为嗜返钠拦馈＞椭泄而言，近年随着“疆独”和“东突”势力的发展，有愈来愈多的证据显示，其中的一部分势力已开始向恐怖主义方向演变。而“藏独’势力今年上半年在世界各地u造的袭击和冲突事件，虽尚未达到恐怖主义的程度，但也给中国带来极大的不安定因素。
就国际形势而言，“九一一”后近七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与阿拉伯世界的集体紧张并未消除，一些伊斯兰恐怖主义势力也有可能利用京奥的机会，将其与美国之间的矛盾转嫁到中国土地上。就中国国内而言，近年由于社会发展上的失衡问题，也积聚了许多社会矛盾，7月初上海警方遇袭事件就是一个证明。面对如此复杂的情况，北京奥运安保无论多么严格、繁琐都不为过。
但与此同时，京奥面临的另一个挑战则是西方非政府组织和国内人士的抗议活动。在这方面，虽然奥组委已经划定三个公园作为示威区，但在实际操作上却仍可能遇到一些事先意想不到的因素，比如一些抗议活动未经事先申请，或未在指定区域进行；鉴于中国政府已允许一些国际电视机构在天安门附近进行直播，因此一旦出现外国示威者与电视直播机构联手的情况应如何处置，官方、警方、民间如何反应，新闻媒体如何报道和评论，中国能否展现足够的危机公关技巧，所有这些都十分考验成长中的中国和中国人。
就一般意义而言，只要符合中国宪法，面对可能有的示威抗议应尽量放开；但在实际操作中，有时却很难完全做到。这其中既涉及到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束缚，也涉及到北京奥运的具体管理，同时也涉及到具体个案情况下具体执法人员的素质和习惯。问题的更为复杂之处在于：一方面，中国的安全机关和执法人员在平衡“平安奥运”和“开放奥运”的时候，可能面临来自惯性思维和行为模式的影响；另一方面，国际社会和媒体也可能对由北京主办的奥运及其管理有更多一层带有色眼镜的观察和解读。
在这方面，如果说中国的安全机关可施展空间有限，那么中国的媒体则可发挥“开放奥运”的先驱和模范作用。对于非暴力、不直接损害中国核心国家利益的外国乃至本国人士的示威抗议，中国媒体能否抱着宽容、宽厚和容纳的态度，既予以客观报道和评论，同时又设置议题主动引导。
与此同时，媒体管理部门能否抱着相信绝大多数中国人民(包括中国的媒体工作者)的态度，在奥运复杂的舆论环境中，适当下放媒体权力，让中国媒体发出独立和建设性的声音。中国媒体与媒体管理部门的开放与否的表现，都是“开放奥运”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挑战。
一个简单的道理：中国媒体在奥运期间越开放，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负面报道就越炒作不起来；反之，情况就可能向反面发展。
也许，北京奥运结束后，当人们回首这一切时将发现，正是由于做到了“平安奥运”与“开放奥运”的平衡，中国在现代文明的道路上又前进、成熟了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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