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虚拟空间中实现垄断：“技术封建主义”如何影响人们的思想与生活？

　　10月16日晚7点，中国人民大学校内的明德书店举办了“经典与前沿”系列的首场直播活动，主题为“从《技术封建主义》审视数字经济下的虚幻自由”。此次活动中，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李直老师从不同角度分享了他关于平台的垄断与监管；平台经济下的生产者依赖、劳动监管与收入分配问题；跨平台的交互性；技术对于人们思想的影响；以及资本主义与技术的关系。

　　活动现场，李直老师与现场学生以问答形式展开对谈

　　平台的基础设施化、垄断与监管问题

　　李直：当前一些缺乏市场销路的中小企业在接入平台后，平台逐渐呈现出广泛意义上的基础设施属性，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然而，真正的矛盾也在于此：从社会公共福利的角度来看，基础设施的成本更低、更易于获得，能促进大家的使用；但与此同时，这与平台所享有的私人权利、社会控制权的私有化、垄断化之间存在一定的利益冲突。因此，在垄断条件下，垄断利润（或我称之为租金）的归属和利用方式变得尤为重要。正是因为这个特征，我们才要去思考我们国家未来的发展方向。首先，我们必须承认，这些平台企业的发展是必要的，它们为我们带来了巨大的便利性，这是不容忽视的。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平台的基础设施化与其私人利益垄断之间的冲突，很难通过其内部机制来解决。因此，我们需要外部的制约或规范来介入。在这样的背景下，引导租金的流向以及租金的使用方式变得尤为重要。

　　举一个例子，我们可以研究一下我们国家在科研体系举国体制的运行下，是如何推动通信技术的发展和超越的。在这个领域，所有的公司几乎都是超大型的，即使不是完全垄断，也是准垄断的巨头。我们可以观察，在国家的协调下，这些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是如何形成有效合作的，以及他们如何进行利益分配，从而激发大家投入到通信技术革新的动力中去。所以咱们国家在早期的通信技术方面是完全落后的，但到了4G时代差不多追平了，到了5G时代则实现了超越。

　　接下来，我们需要进一步阐述的是平台自身的发展变化。在最早的外部1.0时代，由于网页是主要内容，我们通过搜索引擎就能获取到网页上的所有信息。搜索引擎就像网络爬虫，通过算法爬取并排列互联网上的所有网页，当我们搜索某个关键词时，它会返回一个列表，让我们选择最符合要求的搜索结果。但如今，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我强调的是，所有平台为了维护自己信息的完整性和数据的特殊性，已经与搜索引擎的关系破裂。现在，我们通过搜索引擎点击进去，往往看不到想要的内容，只能使用平台的App或登录后才能查看。

　　平台经济下的生产者依赖、劳动强度控制和收入分配问题

　　李直：平台经济中对于内容的高度控制和定制化展示，实际上对消费者和生产者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消费者而言，虽然我们可以选择不同的平台来满足需求，但这种选择权相对有限。然而，对于像外卖骑手或出租车司机这样的生产者来说，他们的选择权则更加有限。他们作为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者，平台希望对他们进行严密的控制，以最大化自身利益。这种控制通过高度精细化的算法实现，使得生产者几乎无法拒绝平台的指令。

　　以亚马逊仓库为例，员工佩戴的手环会精确追踪他们的运动和行进过程，确保每一分每一秒都在高效工作。同样，对于外卖骑手和出租车司机来说，一旦他们拒绝平台的派单，就可能面临被剥夺工作机会的风险。这种强制性的控制逻辑，使得生产者在面对算法时几乎无力抗争。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不能让平台以算法的名义把所有话都说了。算法背后是人，是平台为了自身利益而精心设计的控制工具。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需要穿透算法控制逻辑中的自动化和无人化表象，看到其背后的复杂利益关系。平台内部是一个复杂的结构，雇佣了大量人员来维护其运行。然而，当我们使用平台的App时，却感受到一个完全无人化的过程。

　　因此，要推动算法改革，我们需要策动相关的主体去对算法进行审视和调整。承认算法控制的有效性是前提，但更重要的是如何更好地利用它，并穿透其中的利益关系。我们需要知道谁是算法的受益者，他们获得了多少利益，以及是如何获得这些利益的。只有穿透算法控制逻辑中的表象和利益关系，推动相关主体进行变革和调整，才能为生产者创造一个更加公平和合理的劳动环境。

　　同时，关于收入分配的问题也值得我们深思。平台往往会以算法为由，从生产者的劳动成果中抽取一部分作为租金。对于外卖骑手或出租车司机来说，他们往往无法申诉这种不公平的分配方式。另外，在零工经济中，许多人选择以零工的状态工作，他们可以随时进入或退出，这种灵活性确实带来了便利。但是，我们也必须思考如何调整收入分配体系和社会福利体系以适应这种变化。

　　首先，需要考虑如何为这些零工设计一个更加灵活的社会保障制度，这也是《技术封建主义》这本书中提到的一个很核心的问题。传统的五险一金制度主要是基于企业与员工之间的稳定雇佣关系，但在零工经济中，这种关系变得不再稳定。因此，我们需要探索一种更加灵活的方式，以适应零工的工作特点。例如，对于每天只工作几个小时的零工，我们如何设计一个既能保障其权益又能适应其工作灵活性的社会保障制度，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其次，由于零工可能同时在多个平台工作，因此不可能由某一个平台单独承担其社会保障的全部责任。这就需要我们思考如何撬动企业之间的合作，共同形成一个资金池来负担零工的社会福利。这个资金池可以根据零工的工作条件、工作时间等因素来设置一个合理的体系，以确保他们的权益得到保障。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需要关注二次分配的问题。由于零工经济中的收入分配可能更加复杂和多样，因此我们需要通过二次分配来调节收入分配关系，确保社会的公平和正义。这可能涉及到税收、补贴等多种手段，以实现对零工经济条件下劳动者的全面保障。

　　跨平台的交互性是如何形成的？

　　李直：社交媒体作为一种特殊的消费品，其特殊性在于我们每天的时间是有限的。各大平台都在争夺这宝贵的24小时，以吸引用户的注意力。这种竞争导致了“注意力经济”或“焦点经济”的兴起，成为平台竞争的关键。在这种竞争机制下，广告投放商应该是根据这个IP在全平台吸引用户注意力的多少，来给出一个合理的费用。所以，注意力经济是平台交互性的根本来源。此外，注意力经济还使得社交媒体的更新换代异常迅速。一旦用户的注意力从一种形式转移到另一种形式，老的形式便会迅速衰弱。例如，曾经风靡一时的人人网，如今已几乎被人遗忘。这种机器更迭的速度之快，反映了社交媒体行业的残酷竞争和快速变化。

　　虚拟平台如何实现垄断地位？

　　李直：在土地资源管理中，土地所有权是垄断的前提，它决定了谁可以拥有并控制土地，进而从中获取租金。然而，在平台经济中，似乎并没有明确的“平台所有权”这样的概念来帮助平台进行垄断。尽管如此，平台却通过其他方式实现了其垄断地位。首先，平台通过算法优化来提供更好的服务，而这些算法优化所需的用户数据实际上是由我们个体产生的。这里就涉及到了一个产权界定的问题。根据科斯定理，产权的初始界定对后续的经济效率并无影响，但在这个问题上，产权的界定却至关重要。如果个人信息的产权界定给我们自己，那么平台就需要向我们付费来获取这些数据；反之，如果界定给平台，我们就需要向平台付费来使用其服务。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个人似乎并没有与平台谈判的权利，这使得产权的界定变得困难。

　　在深入思考这个问题时，我想起了《资本论》第三卷中关于地租的讨论。马克思提到了两种地租：绝对地租和级差地租。绝对地租来源于对土地的所有权，即别人要使用你的土地就需要交钱。而级差地租则更侧重于对土地经营的垄断，即你使用了这块土地，其他人就无法使用。将这个概念套用到平台上，我发现平台正是通过这两种方式保证了自己的垄断地位。

　　除了明确的产权界定和法律边界之外，平台还通过其他隐性的条件来让用户成为其忠实的用户，甚至将他们封闭在特定的平台内。以微信为例，从一个简单的社交工具逐渐成长为一个社会的大杀器，几乎成为了我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基础设施。这得益于其巨大的网络外部性，即越多人使用微信，其收益就越大，进而吸引更多人使用。当微信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它开始将自己打造成为几乎所有东西的流量入口，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帝国。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一个社会的强制现象：即使你不想使用某个平台，但由于你的同事、家人、朋友都在使用它，你也不得不使用它。这就像土地一样，即使你不想租用某块土地，但由于其他人都在使用它并从中受益，你也可能会被迫接受其存在并支付租金。因此，我认为平台经济在某种程度上与地租经济有着相似之处，都体现了某种形式的垄断和租金获取。然而，它们之间的区别也在于平台经济更加复杂和隐蔽，其垄断地位的实现方式也更加多样化。

　　在探讨个人数据问题时，我发现了一个显著的矛盾点。

　　个人数据在单独存在时往往显得微不足道，但其价值在于汇总后的信息挖掘能力。平台之所以不在乎单个用户的数据丢失，正是因为它们拥有庞大的数据集，单个数据的缺失对整体价值影响甚微。因此，试图通过产权界定将数据权利完全赋予个人，在实际操作中可能会遇到诸多困难。

　　从社会效益的角度来看，过于强调个人数据权利反而可能阻碍数据的有效利用。数据的真正价值在于其汇总后形成的庞大信息库，从中我们可以挖掘出许多有价值的信息。这与传统产品（如手机、水等）的产权界定存在显著差异。传统产品的产权界定相对清晰，而个人数据的产权界定则更加复杂和模糊。

　　此外，个人数据的界定还面临实践上的困难。哪些数据属于个人？如何界定数据的归属权？这些问题在现实中变得非常复杂。例如，通过观察就能收集到的数据（如年龄、性别、身高等），这些数据是否属于个人数据？如果有人通过非侵入性的方式收集这些数据，是否构成对个人数据权利的侵犯？这些都是需要深入思考和探讨的问题。

　　即使我们真的能够界定个人数据权利，并规定使用这些数据需要付费，但在实际操作中也会遇到巨大的挑战。如何确保数据的准确界定和交易？如何建立一个公平、高效的数据市场？这些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在属性上存在差异，但管理逻辑上或许有一定的可比性。虚拟空间的扩张成本极低，而现实空间的扩张成本高昂。然而，归根结底，它们都是对空间的利用。因此，我们在管理国土资源时的一些逻辑或许可以投射到虚拟空间中，但也需要充分考虑虚拟空间的技术特性和独特性。

　　在“技术封建主义”社会中，人们的思想文化是否受到桎梏？

　　李直：过去，许多技术乌托邦主义者认为技术的发展能极大地促进信息的流通与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从而有利于新思想的产生。然而，技术的另一面却引发了新的思考：在网络平台与传播学效应的加持下，技术究竟是促进了思想的多元化，还是通过算法推荐的模式将人们的思想统一化了？

　　如果我们将信息视为一个生产过程，那么传统的出版结构是以编辑的专业知识为基础，由编辑决定推送的话题或书籍。尽管决策看似由个人做出，但编辑通常会根据专业知识尽量拓宽话题范围，确保内容的多样性。例如，期刊编辑会筛选不同话题的论文，最终汇集成一期包含各种话题的期刊。

　　然而，互联网却颠覆了这一传统模式。虽然它看起来非常去中心化，但信息传播平台在流量逻辑下推荐信息的逻辑并非是多样化的。当形成某种话题趋势时，加上热搜或星号标记，它就会变成推送给所有人的同一信息传输机制。这导致了一个矛盾的现象：互联网虽然为信息的获取提供了极大的便利，降低了成本，但如果不进行良好的信息筛选，反而可能成为一个难题。

　　如果只追着热点去看，就会看到非常同质化和无意义的信息。例如，B站的大博主，尤其是生活区的UP主，出现了视频内容同质化的倾向。虽然互联网看似去中心化，但真正多样多彩的UP主往往隐藏在较小的粉丝群体中，他们因无法获得流量的加持而难以被发现。

　　因此，互联网时代和平台时代既带来了传输上的便利，又形成了以流量推送为基本逻辑的内容同质化问题。归根结底，如何看待和利用这些技术，关键在于个人是否善于挖掘和进行自主判断。虽然技术乌托邦主义者的想法有其道理，但我们也要看到技术可能存在的问题，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过程。

　　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界限

　　李直：虽然这本书的书名叫做《技术封建主义》，但我们需要认识到这实际上是一种“标题党”的做法，它并非真的在探讨封建主义取代了资本主义。在阅读过程中，我们会发现资本主义的逻辑依然贯穿其中，如市场机制、资本增值的动力以及租金的来源等，都是基于正常的资本主义经济运行逻辑。因此，我们不应被书名本身所吓倒，而应抓住问题的真正实质。

　　对于“技术封建主义”这个话题，左翼学派和右翼学派展开了论战。左翼学者期望数字技术的发展能够带来超越资本主义的新社会运行逻辑，使他们能够跳出资本主义的经济剥削，创造出一个全新的人类社会。而右翼学者则相信，数字技术将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交互更加便捷，联系更加紧密，信息的获取也变得更加容易。在这样的条件下，通过市场的去中心化运营方式，能够更好地促进技术和创新的发展。他们坚信，在数字技术的推动下，纯粹的市场机制加上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将共同创造一个美好的人类未来。

　　迪朗作为“左派”，只是在《技术封建主义》中表达了一种隐忧，他认为技术变革趋势可能形成一些新的趋势，这些趋势可能会改变过去资本主义运行的一些逻辑。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已经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另一位学者瓦鲁法基斯，作为希腊的前财长，他的观点则更为直接，他认为技术封建主义已经杀死了资本主义。但我并不认同这个观点，我认为资本主义具有很强的生命力，不会轻易被杀死。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学者们对这个问题的界定是不同的。在读书时，我们应警惕“标题党”的误导，深入理解作者的观点和逻辑，以便更好地把握问题的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