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营安保公司“出海”记

    据采访了解，近些年来，代表中国非主权层面的民营安保力量已开始为中国海外利益保护提供支持，其中不乏一些已拥有一定经验的民营保安公司。不过与西方私营安保业相比，中国民营安保力量的整体实力还存在差距。而这，既需要时间来修炼“内功”，也需要境外中国企业整体维护安全意识的提升。

　　在一些中国的安保从业人员眼中，如果安全防护工作到位，中国铁建国际集团11月在马里恐怖袭击事件中痛失3名高管的悲剧，或许能够被改写。

民营安保企业力量――中都卫士救援队   

　　“马里早就是国际上公认的世界上最危险的地区之一，自2012年以来局势持续动荡。面对业已存在的安全风险，3位如此高级别的中铁建管理人员遇难，严格来说，也是中铁建自身的疏漏。”11月23日，接受《国际先驱导报》采访时，北京仗剑者安全防范技术顾问有限公司总经理来新成这样评价道。

　　“仗剑者”的官网显示，这家中国民营安保企业的专业之一，就是为中国驻外企业、工作机构、人员提供安全评估、安全审计、安全培训等服务。

　　近两年来，随着海外中国公民与中资企业遇袭事件时有发生，在高层要求建立健全境外中国公民和机构涉恐安全保护机制的背景下，对中国自身安保力量“走出去”的呼声愈发高涨。但殊不知，中国民营保安公司拓展海外业务的尝试迄今已逾10年。

　　走出国门已逾10年

　　民营保安公司并不是中国普遍意义上的传统行业，但其发展历史其实并不短。

　　1984年，深圳市公安局成立第一家保安公司，随后各地公安机关成立了2800多家保安服务公司和培训机构，企事业单位内部也成立了内部保安组织，从业人员达到200万人。这些机构与海外保安公司性质不同，隶属于公安系统，便于政府统筹管理，但没有独立的行业规范或管理模式，自然无法形成完善的产业化发展模式。

　　由于这一领域涉及社会治安等敏感领域，并没有随其他行业放开改革。但随着社会需求不断转变，中国公安部决定2006年起把原有“经办加监管”的模式改变成“只监管”，即“管办分离”。为保证顺利过渡，国务院2009年正式公布《保安服务管理条例》，对成立保安公司的资金门槛、从业人员从业资格和权益保障以及签订安保合同的规范都详细安排。

　　有了法律框架作保障，大量原隶属于公安机关的保安公司开始改制，重新布局经营范围和服务项目，民营安保行业也有了进一步发展的机会。英国《财经时报》曾专访的“华卫国际安全管理公司”和“天骄特保安全顾问公司”等安保企业，都是在这一时期成立的。

　　产业化的发展，使原本局限于国内保镖、武装押运等业务的保安公司成长迅速。不过，中国民营保安公司最早“走出去”的尝试，更早于2009年改制时。

　　“2004年是一个转折点。”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反恐怖研究中心主任李伟介绍道，2004年6月，在距阿富汗北部省份昆都士以南36公里的中国公司施工工地上，11名中国工人在睡梦中遭武装分子机枪扫射后身亡，引起了中央高度关注。

　　同年，中国首次提出了海外利益的概念，外交部涉外安全事务司正式运行。与此同时，一些民营安保机构陆续建立，开始尝试向海外中国企业提供安保服务。这其中，就包括如今已是国内知名保安公司的华信中安（北京）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11年发展如白驹过隙。现阶段，包括“华信中安”、“仗剑者”等在内的中国保安公司已经在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加纳等全球最危险的地方寻找商机，并形成了与中国大型国企合作的初步模式。

　　“整体还处于初级阶段”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学者亚历桑德罗・阿尔杜伊诺2015年在一份安全政策报告中，曾经把目前中国保安公司的发展分成四大类。

　　第一类企业经营范围集中在中国国内，主要服务范畴是保护人身安全的企业，也就是我们通常理解的保镖业。第二类企业是在第一类企业基础上，对客户提供知识产权保护、武装押运等企业安全服务。第三类企业开始与外国同类企业展开合作，向海外的中国企业提供驻地安全保障，向保险机构提供国外风险评估和海外业务支持。

　　最后一类企业则是拥有较为成熟的海外安全服务背景的企业。它们往往成立时间相对较长，获得各方面专业人士支持，并与中国外交机构和大型国企保持一定的合作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学者的这种分类并不是静态的区分，而是体现了安保业发展演进的过程。第一类保镖企业在安保领域门槛较低，中国家电销售商国美还曾经试图涉足这一领域。而当安保业发展到第三个阶段，保安公司在业务扩大的过程中自然要与外国安保机构接轨，了解国际准则，提升自身在风险评估等“高级领域”的专业化能力。

　　第四类企业则无疑是中国安保行业目前发展的最高阶段。

　　不过据来新成介绍，“现在有能力切实在海外开展安保业务的中国保安公司还不多”，据他了解，总体规模目前还是个位数。这与中国企业走出国门的整体步伐和保护海外利益的需求量远远不匹配。

　　“整体来看，中国民营安保业‘出海’还处于初级阶段。”李伟表示。尽管如此，中国安保产业的发展已经引起了世界行业巨头的关注。美国“黑水”创始人、“佣兵之王”埃里克・普林斯就已把办公室搬到了北京，凭借在香港注册的先丰服务集团进入中国安保领域，面向中国企业提供海外服务。

　　走向全球呼唤专业化发展

　　当企业海外安全很大程度上不再或无法依靠东道国政府，人员和财产的保障就开始褪去“公共安全产品”光环，成为一种可供资本和人才发展壮大的产业。在经济相互依赖和人员全球化流动的今天，这种产业化的安保模式本身无可厚非。

　　中国远洋运输集团的货船在亚丁湾水域曾经多次遭遇海盗，有时要激战一小时才能等到护航编队赶到。尽管有击退海盗的经验，但中远明确提出要放弃“自救”，向专业机构求助。安全虽然是“刚需”，却也不应该交给非专业人员处理，以避免心理创伤等衍生伤害。

　　作为一种产业，就要遵守产业发展的规律，以专业化的模式运作。现阶段，“走出去”的中国民营保安公司拥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成员中都有优秀退役军警，包括公司创建者本人甚至也是退役军人。还有一些正在拓展海外业务的安保公司，也定期聘请专业的国际安保顾问对企业员工进行培训。

　　然而不少专业人士认为，安保行业国际发展的专业性很强，新人接受几个月的培训远远不能胜任。即便不少企业模仿西方安保公司，大量招募退伍军人，仍要注重提升专业化水平。例如，参与国际安保的人员语言能否适应当地工作的需要？是否具有医疗救护、紧急疏散等专业化较强的工作要求？能否熟练使用西方安保企业广泛运用的无人机等新技术？是否了解不同地区对于安保企业使用枪械等武装的法律规定？

　　2011年“华信中安”开展海上武装护航业务，开创了中国武装保安为中国远洋船舶护航的新篇章，创造了中国航运史和中国保安史上的两个第一，成为国内唯一一家独立承揽武装护航业务的企业，迫使西方海上安保企业降低护航费用，为中国远洋公司节省了大量成本支出。

　　但在一定程度上，由于供需落差较大，不少中国国企在海外雇佣的还是较成熟的西方安保企业，如瑞士保全公司、阿联酋阿尔丹能源安保公司等。中国国际安保行业的从业人员建议，中国安保企业应形成合力，在学习西方成熟的安保规范基础上“抱团出海”，为中国企业提供规模化的安保服务。

　　中国安保企业如何“仗剑”海外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邓媛 发自北京即使身在北京，山东华威保安集团的国际合作中心主任孔令东仍然不断收到来自南非的电话。

　　“昨天，一个中企老总刚跟我说，他们在南非的厂地被人抢劫了，但是他们雇佣的当地保安什么都没做。他们接下来就想跟我们合作，等我们回南非时谈。”孔令东说。

　　山东华威保安集团去年年底刚刚与南非本地的雷德私营保安公司正式成立了华威雷德保安服务公司。媒体报道称，这是中国民营保安公司首次尝试以合资的方式在海外“落地生根”。根据南非的法律规定，新公司中，华威控股49%，雷德控股51%。

　　“我们主要负责输送高级管理人才，而为南非当地中资企业、中资机构提供的保安、保镖等，全部都在当地招聘。”华威保安集团董事长荀金庆告诉《国际先驱导报》。

　　新公司成立迄今接近一年，荀金庆坦言，“走出去”的华威保安确实面临着与当地文化、管理理念的差异磨合，他说，“不过也还是一步步做起来了”。

　　当地保镖应聘者需“政审”

　　荀金庆是从2013年正式动了把安保业务拓展到南非的想法。在此之前，虽然华威保安集团2010年10月就成立了海外服务中心，但用荀金庆的话来说，“当时是知道安保走出去是大势所趋，不过还缺乏明确的目标”。

　　2013年5月，荀金庆参加了商务部、外交部在南非开普敦召开的中非安全座谈会。正是在那次会议上，他感到，南非的中资企业、安保专家都迫切希望中国能在当地有自己的保安公司。

　　由于包括失业问题等在内的社会问题突出，南非治安环境堪忧。据南非警察部提供的数据，仅在2013至2014财年，南非就发生了1.7万余起谋杀案，相当于每天发生47起，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他们（中企）之前都是雇佣西方的保安公司。设身处地想，假如你是一个企业家，要是雇一个美国保镖天天跟着，你放心吗？”荀金庆介绍说，中国企业往往首先担心西方“保镖”们的忠诚度，其次是这些“保镖”的高昂费用。

　　合资公司成立后，虽然“保镖”仍然是外国面孔，但他们都将通过华威方面的“政审”–“一方面，南非当地有保安人员从业资质的考试；另一方面，我们也会去调查应聘者有没有不良记录，比如犯罪记录等。”孔令东介绍说。

　　目前，华威雷德保安服务公司有保安、保镖约500人左右，已经开展了包括定点服务、随卫等安保业务。

　　“签证难”令海外业务进展缓慢“我们会按照中国客户的要求与合作公司沟通，更准确地把他们想要的服务传递给合作公司。我们和合作公司在对安保项目的风险评估、人员调配、方案应对等方面还比较有共识。但是在做事的方式方法上有差异。”孔令东表示。

　　他解释道，“中国人一般比较稳妥，讲究对项目或者任务的调查研究。但南非本土的私营保安公司习惯先粗略估计，马上拿出方案。所以我们还在融合彼此的管理理念”，“此外，公司的黑人保镖们做事灵活性不够，需要不断地督促、提醒”。

　　不过，具体业务开展的方式方法可以沟通，最让荀金庆和孔令东无奈的，则是中资企业走进南非普遍遇到的发展难题–签证难。

　　这使得孔令东一年的大部分时间仍然待在中国国内。通常，他能申请到的商务签证最多允许他在南非逗留3个月。“签证难意味着我们的管理人才无法长时间留在南非，反复申请签证、反复往返，就会增加经营成本。”荀金庆说。

　　经历过2009年改制的华威保安集团，原本是山东曲阜一个县级企业。多年来企业的成长、规模的扩大都说明了成本控制对公司盈利的重要性。

　　今年10月，在约翰内斯堡举行的中国华商国际交流会上，南非驻华大使馆已经表示将会提供更便利的签证服务为双方经济合作保驾护航。对此，荀金庆正在观望。在此基础上，他还希望中国能为民营安保业出台更多的鼓励政策，引导民营保安企业“走出去”。“比如政策及资金支持，可不可以有一些无息贷款？另外还有配套的保险支持，尽量降低保安公司的运营风险。”他说。

　　“‘华威’目前做的，主要还是为中国民营安保走出国门探路，摸索出一条民营安保力量如何在当地更好保护中国海外利益的新路。”荀金庆表示。

　　“没有枪也能化解危机”

　　在以“合营”的形式成立华威雷德保安服务公司之前，中国民营安保公司“走出去”也离不开与当地安保公司或者机构进行合作。

　　“国外法律也是不允许外国人在本国持有武器的。但是如果我们和当地保安公司或强力部门合作，由他们携带武器，那么就可以在执行任务时弥补没有武器装备的短处。”北京仗剑者安全防范技术顾问有限公司总经理来新成向《国际先驱导报》介绍道。

　　“仗剑者”成立于2008年。与华威保安集团不同，它主营海外安全防范业务，成立次年便走出国门，基本不涉及国内安保服务。

　　七年来，“仗剑者”的足迹遍布中东、非洲、东南亚等地区，“都是在最容易发生动乱的地方。”来新成说。

　　“虽然没有枪支，但我们可以凭借专业知识，事先发现危机征兆，进行化解，或者在危机状态下进行应急措施。”他解释道。来新成本人曾经在狙击手的眼皮下执行海外安保任务。为了降低安全风险，他和同事昼伏夜行，开车时快时慢，“有技巧”地护送中国公民避免危险。而有时，“仗剑者”就通过人脉，借助所在国部族武装的力量完成护送任务。

　　“我们与国内的企业签订服务合同，他们有需要去哪里，我们就去哪里。虽然经常面临危险，但我们还没有出现过伤亡的意外事件。”对“仗剑者”的安保业务能力，来新成颇为自信，“罪犯来的时候我是空手的，但我必须制服你。这对安保人员要求更高。”

　　而荀金庆也认为，如果抛开一些西方大型私营保安公司作为“准军事存在”的特殊性，中国民营安保公司相较而言主要欠缺的是在驻在国的人脉、情报网络以及对公司的跨国管理经验。

　　“但中国保镖也有存在优势的一面。”来新成补充道，“中国保镖们敬业、忠诚。在保护客户利益方面，不会像西方那般签署‘免责条款’。”2009年，一家外国商船途经亚丁湾时遭遇海盗袭击，船上的3名英国保镖在未能阻止海盗登船后，以“免责条款”为由弃船跳海，“中国保镖是不会发生这种情况的。”来新成表示。

　　海外中企亟需转变安保观念“但总体上，因为发展时间短，在海外的中国民营保安公司与西方私营保安公司有非常明显的实力差距。换句话说，抵抗风险的能力远不如它们。”荀金庆认为。

　　出于合资安保企业落地后的经营维护，华威保安集团目前的海外市场主要瞄准的还是安全风险不太高的地区和国家。据介绍，今年年底到明年年初，“华威保安”有望在莫斯科与俄罗斯当地一家保安公司新成立合资保安企业。

　　“有合作公司的一个好处是，他们一般对当地的法律熟悉，更容易开展工作。”荀金庆解释说。

　　当然，来新成也希望在海外设立“仗剑者”的分支。而他认为，中国民营安保业海外发展步伐较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企业的安全保护意识还无法跟上自身“走出去”的节奏。

　　“我在给中资企业的驻外人员进行安全防范培训时，发现他们对我的定位是‘推销者’。”来新成说，“很多海外中资企业急迫地需要来自本国的安保服务，但他们的‘潜台词’通常是，需要低廉的、甚至免费的安保服务。”

　　他还举例说，一般西方大型企业在海外用于安保的费用大约占海外业务费用的7%－10%以上，但是“据说国内最重视安保的企业在这方面投入不足海外总投入的1%”。

　　美欧私营安保公司如何呼风唤雨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撰稿 陶短房 发自温哥华8年前，几名来自美国黑水保安公司的保安参与制造了引发世界公愤的“9・16黑水事件”（当日，黑水公司在伊拉克执行任务的车队向巴格达市区尼苏尔广场上的人群开枪，打死17名平民）。这家私营安保公司由此臭名昭著，并被斥为“新时代帝国主义帮凶”、“变相雇佣兵”等。

　　不过对于本土之外的西方企业而言，类似“黑水”的西方安保公司仍是它们“走出去”的重要保障之一。这些安保公司为包括中国企业在内的各国企业提供危险地区的安保服务，有时也会参与当地的抢险救灾。

　　冷战结束以来，西方私营安保公司已经走过了大约20年的历程。虽然毁誉参半，但它们的身影仍活跃在世界各地，并因此积累了丰厚的财富。

　　既“看家护院”，也参与戒严警卫

　　在美国劳工统计局的界定中，私营安保公司是非国家经营、以盈利为目的，专门为私人或政府提供武装、非武装安全服务的公司。所提供的服务包括武装守卫、巡逻、保镖、护送、提供警犬、停车场安全、要人要地警卫、局部戒严、交通管制、安全预防等。

　　私营安保公司在许多国家都可以合法经营，但经营范围则大相径庭，比如加拿大的私营安保公司就不允许在国内安保服务中使用自动和半自动枪械。而大多数安保公司则采用“执行地法规模式”，即在被允许开展安保工作的国家注册分公司，遵循当地的法律规范，如在澳门提供服务的外国安保公司就只能使用经批准的单发防暴枪；再如大名鼎鼎的英国G4S保安公司在欧洲国家执行任务时曾使用过气枪（因为其它枪支在当地不允许被民间使用）。

　　近年来，私营安保公司的业务需要量很大。以美国为例，自2010年起，美国安保公司总产值突破2000亿美元，较2006年时翻了一番。

　　在西方，绝大多数私营安保公司规模非常小，通常只有不到10名雇员，提供的是近乎“看家护院”之类最简单的安保工作，其主要客户为小型公司、商店甚至私宅。它们为客户安装警铃、监视器、传感器或者自动报警装置，有专人24小时负责监控，效率比一般警察高得多。

　　许多大型安保公司事实上也是由小型公司发展而来，如大名鼎鼎的“黑水”，成立时只有6个人。

　　美三大公司靠政府大单起家

　　西方大型安保公司之所以能变成呼风唤雨的国际性大角色，关键在于有军方和政府的合同支撑，并因此和诸如军事施工、装备提供等私营企业一样，被称作“承包商”。

　　当然，“黑水”就是这样一个“承包商”，而且是为数不多的、自诞生起就成为“承包商”的安保公司。

　　“黑水”创立于1998年，创始人埃里克・普林斯原意是为海军特种部队提供训练和训练设施。其标记是熊爪印。普林斯是著名富二代，家族是普林斯制造公司的拥有者，本人又是海军特种部队“海豹”的老兵，因此既嗅准了“索马里黑鹰坠落事件”后美海军急需特种培训又缺乏自主设施的商机，又有实施的财力和人脉。1999年，科罗拉多州科伦拜恩中学发生恶性枪击案，“黑水”迅速向警方推销校园防暴训练，结果名声大噪。此后“黑水”不但在加州、华盛顿州开办新的培训基地，组建了5家负责不同专业保安培训的分公司，还把业务开到海外，接受美国军方、政府部门、跨国公司和外国单位的各种安保雇佣。从海外危险地区安全警卫、重要目标保护到看守监狱，几乎无所不做。

　　但“黑水”并非美国最大、最典型的私营安保公司。它在美国所谓国防部三大安保“承包商”中排名最末，前两位分别是总部位于弗吉尼亚州赫恩登、2003年成立的特里普尔卡诺皮与美国戴恩公司。

　　特里普尔卡诺皮最初成立时就打算为美国陆军特种兵提供丛林战训练服务，但成立后因为伊拉克战争需要，主营业务很快转移到伊拉克地区安保服务。同时，在拉美和非洲，他们既充当美国国务院官员和跨国公司的保镖，也接受当地政府部门合同，为他们培训人员、看守监狱，甚至参与反毒品行动。

　　戴恩公司是资格最老的美国“承包商”。该公司的前身陆空公司早在1951年就获得第一份美国空军后勤司令部的合同。不过该公司是“全方位承包商”，主营业务是飞机和空军装备的后勤支持、基地级维修等专业服务，安保服务则是后来才开办的。不过由于人脉广泛、实力雄厚，拿到的合同远比上述两家安保公司更多。其中在拉美市场，只有戴恩公司能不断获得美国军方的合同（比如美军向哥伦比亚军队提供的反游击队和扫毒支援、培训，很多具体工作是分包给戴恩公司做的）。

　　不过总体来讲，美国三大安保公司都是根据自身特点“各吃一块”。“黑水”、戴恩以及特里普尔卡诺皮的主要业务分别来自海、空、陆。

　　此外，美国最有名的安保“承包商”还包括MPRI（前称“军事专业人员资源公司”），这间在国际市场很低调的公司，拿到的美国军方、政府合同虽然不是最多的，但绝对是最肥的。

　　必要时为本国政府“背黑锅”

　　虽然美国的安保公司最有名，但世界最大的国际性私营安保公司乃是英国G4S。这家公司在全球115个国家有逾60万名雇员，是仅次于沃尔玛（220万）和台湾鸿海（130万）的世界雇员第三多的私营企业。

　　与美国大型安保公司必须依靠政府“订单”才能维持生存相似，英国G4S先靠为英国政府培训警察的10年长合约起家，继而因获得伦敦奥运安保合同而声名远扬……

　　不同的是，英国G4S没有太多出身军方的高层–其管理人员多为“纯商人”出身，但它们也都有和官方、军警长期打交道的人脉和丰富经验。

　　“承包商”都要靠本国政府、军警情报部门的固定“大单”维持，这就不可避免要为政府、军情机构“背黑锅”，许多丑闻的背后明明是后者，但“认倒霉”的只能是前者。即便如此，许多政府和外国雇主也对“承包商”的“国家军情背景”高度警惕，力图避免“国中之国”局面的出现，G4S近期业务量大幅下滑，就和许多发展中国家开始收回诸如监狱安保等最敏感服务项目有关。

　　并非“除暴安良的民间好汉”

　　整体来看，美欧私营安保公司之所以能崛起壮大，和这些国家在冷战后逐渐推广军队小型化、职业化有关。冷战后世界秩序发生剧变，许多地方热点不断，联合国又在2003年通过决议禁止了外国雇佣军的合法存在，这使得私营保安公司更加“客似云来”，毕竟这些公司经验丰富，装备精良、训练有素且可以“即插即用”，“许多时候比军队和警察更好使、更灵活”。

　　在美欧本土，私营安保公司也同样获得了更多商业机会，因为相对于军警，它们的反应速度更快，在一些非常时刻也更“靠得住”，比如“卡特里娜”飓风肆虐时，军队、警察都姗姗来迟，而拿到一份合同的“黑水”却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不过西方安保公司的副作用也很明显，由于这些大型安保“承包商”雇佣了许多退伍老兵，他们中不少人业务、违纪“两头冒尖”，容易惹是生非：特里普尔卡诺皮、“黑水”都多次曝出杀死和虐待当地平民丑闻；英国G4S则因在承包南非监狱安保工作后为非作歹也臭名昭著。

　　微妙的是，这些安保“承包商”的最大客户和后台–本国政府、军方和情报部门，对私营安保公司也是既要“用”、也要“防”，毕竟这些公司算是能力可观却“听调不听宣”的纪律部队，美国“三大安保公司”动辄被罚款上百万、上千万美元，奥妙就在于此。

　　当然，大型安保“承包商”们也在竭力改善自身形象，如“黑水”就曾屡屡出现在公益场合，负责人普林斯力图将自己的团队塑造为“除暴安良的民间好汉”，甚至因为名声太差，他们自2010年起把公司名称改为“Xe”，连LOGO也从熊爪改为“Xe”的美术字体变形。不过或许是积重难返，如今5年过去，提“黑水”依旧如雷贯耳，“Xe”反而无人问津。

　　中国民营安保需走自己的路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撰稿李伟 发自北京 由于3名中国公民日前在马里遇害的事件，保卫海外中国公民与中资企业安全的问题更加格外受到关注。一些学者提出，随着中国不断拓展海外利益，出现在世界各地的中国企业、中国公民越来越多，相应面临的安全风险随之增加，因此中国也需要有自己的“黑水公司”，从而增强对海外利益的保护。

　　事实上，中国民营安保公司“出海”已有些年头（详见第9版）。虽然相较于西方私营安保公司，中国民营安保“走出去”较晚，在海外的发展也还处于初级阶段，但在我看来，中国并不需要照搬“黑水公司”模式。中国不同于美国，中国民间安保公司要想发展壮大，需要走出自己的路。

　　目前，中国民营安保公司“走出去”，在不同国家面临不同的问题。世界各国对他国安保公司的准入条件是不同的，大致包括三种类型：一种是不同意外国安保公司进入；一种是允许外国安保公司与当地安保公司以合资企业的形式运营；还有一种是允许外来的安保公司单独运营。由于各国国情不同，面临的安全风险不同，当地本身的安保公司水平亦参差不齐，所以中国民营安保公司以何种形式在海外“落地”，还需具体情况具体研究，没有统一的范式和标准。

　　不过无论以哪种形式，“走出去”都意味着入乡随俗，中国民营安保公司都必须重视与东道国的合作。而建立这种合作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对民营安保业发展的法律衔接。

　　各国对外国人从事安保行业的法律规范尽管不同，但至少说明，中国民营安保公司出国出境后，其实都是有法可依的。然而，中国国内对这些民营安保公司“走出去”还缺乏相关法律，即中国还没有确切的法律条文规定民营安保公司在海外的行为权限范围，比如如何使用、在何种条件下使用驻在国的武器。

　　中外法律为什么需要有衔接呢？简单举例来看，如果一个民营安保公司在一个国家获得了独资或者合资的海外业务，那么就可能获取了能够使用枪支的许可。获取枪支无非有两种途径，一种是从当地获取；另一种是从国内获取。前者需要遵循驻在国的法律规定；后者就需要国内法律有相关规定。

　　如果没有法律支持，这会给民营安保公司的海外发展带来困扰，也会影响到国内安保业的行为规范–事实上，现在国内安保业也没有法律授权，更没有规范可循。

　　中国民营安保公司“走出去”已然是大势所趋，除了立法要尽快跟上外，也需厘清民营安保公司的作用和角色。安保公司能保护的利益仅仅是海外利益的一部分，大家不能寄望于个人旅游、留学等活动都由安保公司保驾护航。更何况民营安保公司并非万能，当年美国在阿富汗、伊拉克的政府机构和企业都聘请了美国国内的安保公司，但即使在完全独资的“黑水公司”的保护下，美国在当地面临的安全风险和安全威胁依然存在，由此带来的人员伤亡也依然存在。所以，符合国外相关规定的中国民营安保公司只能为中国公民、中资企业减少和降低灾难的风险，但要想完全避免危险是不可能的。

　　与此同时，面对中国企业“走出去”，大家不应单纯地认为所有安全风险都应由中方承担。正如“一带一路”建设秉持的原则：共商、共建、共享，在此基础上对安全风险的承担，既要由中方承担一部分，也要由驻在国承担一部分。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中国民营安保公司“出海”，需要重视与驻在国维护安全稳定力量的结合。

　　来源： 国际先驱导报（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反恐怖研究中心主任）